重庆打黑的势头正在向中国其他省市扩大。上世纪90年代，黑帮主要还是砍手脚等直接暴力犯罪，可到了2000年以后，黑帮正向公司化、企业化转变，以暴力为投资获取原始积累，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。 
　　现在，论及打黑，几乎马上都会蹦出一个孪生兄弟——— 反腐，以至于有公安厅长直言：打黑没有揪出“保护伞”证明力度不够。从重庆的打黑向前追溯，近十年来大陆地区很多震动全国的“黑帮”背后都蕴含这样的隐喻——— 一个“成功”黑帮的背后，必然站着一帮卑劣的官员。研究学者因此断定，“黑权勾结”“黑帮漂白染红”证明其已进入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。如果把黑帮比做游牧时代的一个剽悍部落，它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，可能会不断拉拢最为强大的力量，获取自身更大生存空间，这是它发展的重要出口，不妨称之为“黑帮出口”；但它也需要不断补充自身力量的源泉，吸收更多的成员加入其中，这是它发展的重要进口，不妨称之为“黑帮进口”。如果说“打黑反腐”是在遏制黑帮的出口，那么堵住它吸收更多成员的渠道就是遏制黑帮的进口。 
　　它们的进口在哪里？可以看两组调查，一个是研究团伙犯罪的学者夏明的披露，“2001年，公安部针对在押的一万五千名流动人口犯罪嫌疑人进行了一项调查，结果发现，集团犯罪占了56.6%。同时也发现，其中有38%的人是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(比如不付薪水、过度劳作)，36.4%的人是非法活动的受害者”。另一个是广州大学学者谢建社的学术披露：在对广东三大监狱大规模调查中发现，八成犯罪新生代农民工幼年留守农村无人看管，且绝大多数为团伙犯罪。这说明在黑帮的“进口”环节上，弱势群体成为其重要甚至主要来源。 
　　所以，如果说打黑的一只手叫 “反腐”，那么另一只手一定叫“扶弱济贫”。 
　　弱势群体由于在权利、社会地位、经济状况、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处于劣势，常常在社会中遭遇更多不公待遇，在趋利避害的本能选择下，一旦道德法治意识淡漠，就很容易或同病相怜或铤而走险捆绑成团以寻求安全，并攫取更多利益。这几乎是个规律，无论是梁山好汉的江湖结义，还是旧上海滩青红帮的抱团称霸，直至今日不少地区黑帮的坐大，都走不出基于人性本能所生发的这个模式。 
　　很多弱势者卷入黑帮并非一种天然抉择或最优选择，如果我们的法治更健全，当弱势者遭遇不公时能伸张正义，如果我们的制度更完善，当弱势者陷入困境时能及时伸出援手，如果我们的公益组织更强大，当弱势者束手无策走投无路时能提供公共资助……那么，就好比良性社会伸出的无数只手，将弱势者拉入到正常的社会群体中行进，至少会在一些无力者、无路者正临渊抉择时多一条向上的出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