尽管流通成本被抬高的原因各有不同，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两个：路权无保障，市内交通路权，基本都让位于轿车，配送车辆的进城资格太有限;房价高企带动商家的摊位费太高，菜贩如果靠租房、租摊位来经营，加在菜价上的成本就只能一路走高。
　　最近菜价暴跌，一些品种的蔬菜在田间地头的收购价才几分钱，但菜市场和超市的价格依然维持几块钱的高价。什么原因导致了一方面菜贱伤农，而另一方面市民却又抱怨菜价居高不下？数据显示，2010年中国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18%左右，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，正是过高的物流成本导致我们的不少商品价格畸高，这其中就包括菜价。（5月9日中央电视台报道）
　　高昂的流通成本，成为菜价上涨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值得思考的是，流通费用到底高在哪里？高得是否合情合理？能否降下来？用什么的思路降下来？
　　从田间地头到百姓的消费餐桌，蔬菜的批发环节无论有多少层，总体流通成本都不是很大，而从批发到零售，一个环节就能使一斤西红柿从1元变成3元。尽管流通成本被抬高的原因各有不同，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两个：路权无保障，市内交通路权，基本都让位于轿车，配送车辆的进城资格太有限;房价高企带动商家的摊位费太高，菜贩如果靠租房、租摊位来经营，加在菜价上的成本就只能一路走高。
　　无论是路权分配，还是场地费用问题，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社会资源的分配格局问题。从道理上说，政府应当以民众的基础需求确定公共投入的顺序，优先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。因此，公共投入应当优先为社会成员提供“一般性”的公共消费物品，而不应当是“奢华”的公共消费品。
　　反观现实，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常常呈现出一种颠倒的状况。就路权而言，小汽车的使用人群最少，却是占用交通资源最多的，更不用说公车占了多大的比例;而为百姓生活服务的配送路权，却被挤到了没法再小的地步。为了服从于土地升值，卖菜的被逐渐挤到城市外围，市内有限的菜场，租金也总在上调，由此带来的物价高企，却始终没人重视。
　　有社会学家认为，一个社会的平等状况，　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利益结构改善的空间余地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无论是种菜的、卖菜的，还是开办市场、出租摊位的，确实都是自由的，可他们在权利上是平等的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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